10月16日上午，继张大千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之后，研讨会大会发言正式展开。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展览组主任巴东先生和大陆《文艺报》编辑包立民先生分别在会上发言，交流了自己在张大千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会议由张大千学术研究会委员罗宗良主持。

巴东先生发言的题目为《张大千与敦煌石窟艺术之内在联系特质》，巴先生说，相较于大陆而言，台湾地区对于张大千书画的研究具有不间断性，他作为张大千先生的忠实研究者也曾到访过甘肃敦煌考察。巴先生提到，学界对张大千先生存在两种极端评价，但是他认为张大千是不可多得的“用生命感学习”的艺术大师。在发言中，巴先生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向与会学者和师生阐述了自己对张大千书画研究的浅见。通过对张大千早、中、晚期画作的对比赏析，巴先生表示：“张大千集传统中国古典画之大成，是真正的艺术大师。”他还提到，敦煌行是张大千绘画发展的一道分水岭。以张大千的仕女图为例，其前期的画作显得较为清雅恬淡，而后期的画作受敦煌壁画影响，稍显华丽但又不失清丽。巴先生多次提到敦煌石窟的壁画对张大千的画风起着重大的影响，但其绘画的美感和笔法都是无可比拟的。交流中，巴先生提到“金碧辉煌，法像庄严”不仅是对敦煌壁画的描述，更是对张大千绘画的一种赞扬。他说，“要做到华贵中有庄严，真正的‘抓住灵魂与生命’实属不易。”

历史上，对于张大千先生的拜师时间有着“春季说”和“秋季说”两种观点，其后的第二场大会发言中，《文艺报》编辑包立民先生就自己对张大千的研究作了《张大千丁巳（1917）拜师新证》的发言。包先生首先讲了自己如何与张大千学术研究结缘。接着，他针对张大千是在何时拜书画家清道人为师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证。他认为，张大千师从清道人的时间应该是1917年。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曾熙的题像诗和清道人五十大寿上张大千赠送的一枚六朝铜镜，铜镜拓片上张大千的题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说，曾熙诗云：“一十二年几席亲，每出一幅人叹绝。”“一十二年几席亲”，说的是张大千追随曾熙12年，亲近几案，侍弄笔墨，才华横溢，每画一幅人人叹绝。那么曾师己巳（1929年）题诗之时，张爰拜师已有一十二年了，己巳(1929)上推十二年。1917年，清道人五十大寿，张大千赠送赠镜梅师，上书：“寿世之竟(镜)，秦汉为多，六朝物仅此一见。五年前，曾以之寿梅师……壬戌五月既望，德庵先生索塌(拓)片，因识数语于此，大千居士爰。”跋文写于壬戌(1922)年五月，而所记之事，是五年前即丁巳(1917)年之事。此拓片也可以成为张大千1917年拜师的证据。

会上，部分与会专家也就自己的看法与发言嘉宾进行了互动交流。就代表们提出的张大千为人诟病的三大事——早期造假画、在敦煌偷佛宝、晚期生活奢华，主持人罗宗良先生说：“既然有争论，就正好表明张大千活着。”包立民先生则表示，自己之所以对在张大千拜师相差两年的年代上不厌其烦，来回求证，是因为他认为对于一位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家来说，拜师是件大事，一定要弄清楚；另外，大千拜师的确切年代，涉及他的留日生涯，以及对他日后学艺的研究。

11点40，大会发言结束。接下来，与会代表们还参观了张大千纪念馆，并对研究进行了分组讨论。

（摄影：罗文萍 张大千研究中心 王平 文字：院报记者团 李幸 彭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