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2011年学术年会举行首场大会发言

10月21日上午，学术年会开幕式结束后，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在学术报告厅举行了首次大会发言。大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梅雪芹主持。会上，共有4位学者代表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并进行发言，大会发言由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文涛主持，由武汉大学教授陈勇担任评议人，来自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近120名学者聆听了大会发言。

韩毅：美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制度建设

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毅在沙巴体育平台《近代美国的经济赶超级制度因素》的发言中，以“美国是如何在短短一个世纪中赶上并超过有‘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之称的英国”为索引，通过对从殖民地时代到20世纪初美国和英国人均数据的综合分析划分了美国赶超英国的三个阶段。他还分析了每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和具体情况，运用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指出制度建设是美国经济赶超英国的关键。韩教授说，18世纪末，美国制度安排不足，特别是正式制度非常匮乏。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安排不足，此外，过时的制度不适合独立统一后的美国继续使用。他还介绍到，从美国的宪法到成文法、普通法，再到一些细则和契约，几乎所有制度都需要做适合美国独立和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建或者重塑。因此，当时美国制度需求明显大于制度供给。在整个19世纪，美国正是通过这种规则选择和既定规则下的经济选择的相互作用，促使了美国经济成功赶超英国。

韩琦：独立运动的意识形态根源是多元的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韩琦作了题为“论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意识形态根源”的大会发言。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意识形态根源不是单一的，不独为欧洲启蒙思想及西班牙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和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而是三者的合流。韩琦教授在发言中讲到，启蒙思想对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影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思想为独立运动提供了时髦的诠释和合法的外衣，但是，仅仅强调启蒙思想的影响则不足以解释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保守性和独立之后保守派的长期存在。在西属美洲独立运动中，西班牙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传统和克里奥尔人的民族主义发挥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影响。三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西班牙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是基础，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是原动力，而欧洲启蒙思想是加速器。如果说启蒙思想解释了独立运动的革命性并成为独立之后自由派的指导思想的话，那么后两者则解释了独立运动的保守性和独立后保守派长期存在的原因。正是由于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意识形态根源是三元合流，并且启蒙思想在独立运动中并没有完全占据支配地位，因此，西属美洲独立运才呈现出保守性的特点，独立之后的各国才发生了保守派与自由派长期激烈斗争的现象。

于文杰：从历史的空间和地域的角度来追寻历史源流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文杰介绍说，据初步考证，学术界对欧洲古典文明复兴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文艺复兴问题的思考来呈现其近代化的价值取向的，而对于欧洲早期古典文明的复兴及其历史脉络的考察则较少关注。于教授指出，欧洲早期古典文明的复兴，其内在思想与意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演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诸多民族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融合与古典文明内在意义的演进；二是哲学观念内核的位移与古典文明内在意义的升迁。当然，欧洲早期古典文明的复兴，其逻辑形式也随着空间结构的转换而不断重建。而欧洲教堂，特别是诸多大学的建立，对于欧洲早期古典文明系统而全面地复兴及其全面贮存、深化与拓展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最后，于教授总结说，古典文明西传，连同异族文明的累积、宗教文明的凝聚，让西欧诸国率先走上了民主政治、道德文明与科技崛起的发展道路。

潘兴明：“弱国无外交”——民国初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写照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潘兴明提出，辛亥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和意义值得进行专门的探讨和分析，并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予了客观和充分的定位和评价。接着，他从一系列的例证中总结出辛亥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十分有限，革命前的对外关系总体框架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外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和局面也没有得到改变。外交机构的更新，展示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重要进步，但形式大于内容，根据组织理论，表现形式从属于运作形式，民国外交部的运作受到中国国力和外来压力的双重束缚，难有像样的作为。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国力还十分羸弱，尚无足够的力量与外国列强进行直接抗争。所谓的“弱国无外交”，正是民国初年中外关系的写照。

4位学者的大会发言让与会代表获益匪浅，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杨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学者们的发言让我很受启迪，特别是于文杰教授提出的‘从历史空间和地域的角度来探索历史根源’的观点，对我的教学研究有了新的启发。”

（文/院报记者团 米菲 实习记者 陈良 图/王雨）